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游戏和乡土文学
最近，我看到社交平台上有人讨论“怎么样才能实现游戏自由”。最初问这个问题的人，是这么说的：“非常非常想玩游戏……想一玩就是好几个小时，不用担心该学的东西没学、该读的论文还没看、该做的工作还没做，想要玩游戏，要有时间，要有配置不错的电脑，要有空间来安置它，想玩联机游戏的话还需要一个能说话的自己的空间。但拥有这些的前提是能赚钱，而赚钱就意味着没有时间。”
图/小罗
在关于这个问题的诸多讨论里，有这么一个情绪化的回复：“这说明你并不爱游戏。”我觉得很有意思，因为它有那么一丝发泄的意思——你想做个符合社会期待的人，那好，你没时间玩游戏就是活该。
“游戏”在这样的语境下，成了一种反传统、反压抑的代名词，和10年前没什么不同，但在这次的讨论中，还加上了一层“自发”的意思——讨论者们并不是被某个具体的力量或者权威阻止玩游戏，而认为自己“没有时间玩”，被生活的压力压抑住了。
但他们对游戏的欲望，却又随着这种“压抑”成倍增加。最后，游戏的意义似乎越来越大，就像有些讨论里说的，“游戏是我人生的一部分，我在压力最大时，也坚持玩游戏，你不爱游戏，所以你没法放弃一切，拼命地玩，你在这抱怨，就说明游戏和你没关系”。
对这些“最爱游戏”的玩家来说，他们的爱，在享受游戏本身的乐趣外，似乎又多少混杂了逃避现实或者更深的东西：一遍遍地打着那几个老游戏，一场场地踢球，一局局地对枪，一次次的下本，这是对游戏的爱吗？我不确定。
写到这里，我忽然想到了乡土文学——奇怪，我怎么会想到这个？中学时，我读了很多讲地方的小说，比如汪曾祺的《大淖纪事》。后来，我才知道，这种地方写作，是一种对主流写作的疏离，“地方”对抗的是“中心”，它是或隐或显的、对想象的中心的对照或者对抗。
后来，许多主流奖项都向着写地方的小说靠拢。长大一些后，我就不爱看这种小说了，我觉得它们的人物很脸谱化，尽管总是写生态史、生活史、文化史、底层史，但我从中见不到足够多有着各种各样“文学典型性”的人，也没有什么创造力和想象力，而是文化、历史等直接对抗意义上的“压抑和反抗的写作”。但这种解构宏大叙事的、对抗压抑的写作，本身同样成了一种压抑。
在我看来，很多语境下，玩家对玩游戏的看法，和主流视角对乡土文学的看法似乎是一样的：解构传统社会规范的、用来对抗压抑的“玩游戏”，本身好像也是一种压抑，一种全然不顾现实的逃避，和这种逃避相对的，就是抱怨自己“没时间玩游戏，一点不自由”的人们。在讨论中，玩家们自发地分成两个极端，无论是哪个极端，似乎都离“用正常心看待游戏、玩游戏”越来越远。
我觉得，无论哪种极端，都是不自由的，没有时间固然是一种不自由，但若怀着逃避的心态玩游戏，似乎也称不上自由，更不用说爱了——或者说，仅仅玩几个游戏，需要去如此热烈地宣告自己“爱”它吗？
游戏就只是游戏呀。